第十九章
弗利兹·佛德曼(2001年8月,杜塞尔多夫)
临近八月底时,我觉得如果要解开约翰这个谜团,我有必要在捷克共和国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第一,前往布尔诺调查约翰生母的身份。第二,前往约翰生父的出生地波西米亚去寻找德国籍的职业军人——然而,波西米亚是一块非常大的地域,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线索。第三,前往波纳帕达的出生地,一个波西米亚的城镇Jablonec,从他的背景中找出更多有用信息。第四,调查红玫瑰屋中的46具尸体的真实身份,并对失踪的研究员的家庭进行访问。我在备忘录中标出这些值得考量的选择,决定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
就在这时,我很幸运地(抑或不幸地?)接到了弗利兹·佛德曼先生的一个意外来电,告诉我他明天有一小时空余时间。他是一位杜塞尔多夫的律师,曾数次因为时间表不合而未能接受我的访问。他曾在法庭上为天马医生辩护,认识伦克探员和舒克探员,而且他也曾调查过神秘的自由记者葛利玛的过去。
佛德曼因能推翻错误指控从而享有很高声望,所以他在一开始便被卷入到这案件当中。我感兴趣的在于,他怎么能够决定对一个人的指控是正当的或错误的,他为什么在天马医生要被审讯而且没有雇用律师的情况下投身到此案中来,以及他怎么说服天马对他说出真相。这一切让我决定离开布拉格,去和他进行接触。
也许,要了解佛德曼先生,必不可缺的一件事便是关于他的父亲斯蒂芬·佛德曼的丑闻。他的父亲是一个电子装置批发商,曾买下了KWFM电台的所有权。1968年,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中,他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且涉嫌谋杀一名联邦议会成员的秘书,于是落得一个二十年监禁的结果。弗利兹的父亲开始变得十分激愤,他依然主张自己是清白的,然而他于1972年死在了狱中。
1973年,随着东西方关系开始解冻,国家最高法院推翻了对他父亲的判决,恢复了佛德曼这个姓氏的荣耀。这时,弗利兹正在一所高级中学就读。
弗利兹很用功地学习。他从一所法律学校毕业之后,加入了声望颇高的霍夫曼法律事务所,并在著名的Heinz Holliger一案中成功证明了被告的清白。在一连串的案件中,他都成功地证明了被告无罪,这使得他这个曾经的“间谍的孩子”变成了法律界的宠儿。
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内,佛德曼先生和我见了面。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打着领带,四周全部都是各种文件,看来一副忙碌的样子。他站了起来,和我握手,并对先前的几次婉拒道歉,接着又表达了此次突然会面的主要意图。他的礼貌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和我之前被误导的猜想相差实在太多——我本以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博弈者,容不得半句废话。事实上,我觉得他充满热情,将一腔热血都献给了正义。
—我想从天马医生开始。你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接手这个案子的么?
“最初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向我提出了这个请求。我自然觉得这事情很可疑,而且我觉察到了这其中有一些鬼鬼祟祟的政治意味,所以我拒绝了。”
—那位委托人一定是Schuwald先生了,或者,也有可能是他的儿子Karl。我获得了他们两人的批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你不妨直说好了。
“是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在我拒绝之后,我收到了一封邀请函。写信的人叫做Alfred Baul,他说他想要和我搭档,一起为天马医生辩护。他是被天马以前的病人们所雇用的,于是我很快便开始认识到天马实际上是一位坚韧的人道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后来当我遇到天马医生时,我头脑中的无罪感应器开始进行判断,然后我决定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你因为经常能够推翻错误的指控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作出是否接受委托的选择是否源于你的直觉呢?
“是的。一旦有人委托我帮忙,我会对一个人的名誉、行为以及他曾经做过的事情进行仔细分析。毕竟,委托人想要救出被告的那种积极性通常都是很值得参考的。”
—公众认为你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你都会冷静地评估你赢或者输的可能性。对这一点你怎么看?
“嗯,他们确实会那么做,即便在我答应接手之后,不过这并不会妨碍到我。你知道的,这里的重点在于,我父亲的案子对我的影响太深重了。我对于赢得诉讼感兴趣,这仅仅因为是自然反应而已,因为我想要帮助那些有可能遇到撤诉的人们。”
“我之前从未见过一个这么奇怪的人:相较于证明他自己的清白,他更有兴趣的是证明这个叫做约翰的人的存在及危害。”
“是的,我一看到他便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也觉得他很可能牺牲他自己。当他告诉我这所有的事件如何开始的时候,我便感觉到了这种可能性。”
“嗯。天马医生遵循他上级的指示,改换了病人接受手术的顺序。在他本应拯救的那个病人死后,他深深地责备他自己。当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他无视上级的指示,按照原本的计划进行了手术。那时,他救活的那个男孩便是约翰,杀人犯约翰。他承受着这巨大的苦痛,思考着所有人是否生而平等,并想要逃离这一切。”
“对我来说,这恳请使我禁不住流下泪来。事实上,委托人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都是天马医生以前治愈的病人。我想要救这个人,救天马。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于是你就开始了你的调查,之后你还从Reichwein医生和艾娃·海尼曼那里得到了帮助?
“很难说艾娃·海尼曼当时是否是要帮助我。不过正如我之前说的,一旦我相信一个人是无辜的,我就会对案件的判决非常在意。当时,我打算把天马在慕尼黑做的事情遮掩起来,我想要隐藏他曾经潜入图书馆并且打算暗杀约翰的事实。事实上,我发现艾娃的证词是让天马重获自由最快的方法。”
“天马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人。一个人的背上若是背负了如此大的痛楚,他便不会按照这个社会的规则来行动。他的那种行动一度令我发怒,但后来我很快就没事了。我猜测他身上一定又发生了什么他不能忽略的事情。”
“事实上,他是在被押送的途中逃跑的。这是一起有计划的逃脱行动。有一个叫做Gunter Milch的人与此有关,他是个老练的银行劫匪。他已经习惯了越狱,而且还是个浪漫主义者。天马在短时间内便赢得了这个人的信任。”
“最近我在法庭上为他辩护过。他现在还在坐牢,但我要求他不要再逃跑了。我告诉他,如果他好好在牢里面待着直到被放出来,我就送他去突尼斯。我尽我所能,接手了所有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与天马有关的案子。”
“问题出在我的搭档Baul的身上。不,这应该说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了他,他却欺骗了我。他甚至不是一个律师。实际上他是约翰手下的一个忠诚的奴役,一个叫做Roberto的杀手。在监狱中遇到天马的时候,Roberto告诉天马说他会去杀了艾娃,迫使天马开始行动。于是,天马不相信我也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天马打算用他自己的力量去救艾娃。他承认自己有罪,并等待逃跑的机会。”
—我对这个叫Roberto的人比较有兴趣。他究竟是谁?
“我研究了很久这个问题,但是我依然没有什么头绪。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便杀掉了Muller,也就是制造佛多拿家血案的两名警察之一。他显然是一名士兵,很可能来自特种部队。我觉得他来自东德。他因说自己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而为人所知。”
“我不知道。但是我从伦克探员那里知道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如你所知,在Ruhenheim的时候,伦克先生几乎被Roberto杀死。就在他逐渐丧失意识的时候,他听到Roberto在自言自语。他说,我是谁?我没有名字,没有祖国,没有记忆。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开孤儿院,开始我的工作。有一天,约翰走到我跟前,然后他找出了我那唯一的真正的记忆。他走到我面前来,拿出一个杯子。然后我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在孤儿院时我曾期待的一个东西。那是每周才有一次的一杯热可可。”
“嗯。但是从那段忏悔中,我们并不能肯定这一点。不过,他的这段故事和葛利玛先生的日记有着很奇怪的一致性。”
“我不知道这算是一本日记,一本备忘录,或者是一本报告书。你或许不知道,在舒克探员、伦克探员和天马医生的要求下,我去探查过葛利玛先生的过去。我仍然不太清楚他究竟是谁,但是我在他那硕大的背包中的东西中找到了这么一个笔记本。这日记中有些记录是来源于他和天马跟前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长官Ranke先生的一次会面。当时,Ranke长官在寻找他的外甥,一个和葛利玛差不多年纪的人。Ranke长官的姐姐和一个东德的男子结了婚,后来她打算叛逃,结果被杀了。于是Ranke将这个孤儿寄放在一个东德政府极力推荐的机构下照顾,而这个地方实际上便是511幼儿之家,只是Ranke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地方意味着什么。他给葛利玛先生展示了一张他外甥的照片,并问葛利玛是否记得这个人。一开始,葛利玛先生告诉Ranke,从511幼儿之家出来的孩子们拥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会记得任何发生在里面的事情。但最终,他还是想起来了那个男孩。他想起来有过那么一个男孩总是很喜欢每周一次的一杯可可。有一次,当葛利玛觉得很不舒服而进了医务室时,那个男孩便来把热可可给葛利玛,把他最喜欢的热可可给葛利玛。葛利玛充满了感激之情,想要用某种方式表示他的谢意。于是那个男孩说,记住我就好。他们接受到的病态的课程使得所有孩子都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所以那个孩子才会要葛利玛记住他。于是葛利玛便告诉Ranke:他喜欢可可,他喜欢画画,他讨厌昆虫收集者因为他们会杀死昆虫,他想要成为一个昆虫学者,他的名字是Adolf Reinhart。他的的确确就是Ranke长官的外甥。”
[图](一张佛德曼的速写,蜷缩着身子。另一张速写,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 佛德曼先生在德国法律界非常出名,因为他能够为被告赢得无罪判决。他现在属于一个法律小组,为一个面对前纳粹战犯指控的百岁老人进行辩护。
“不,我不能肯定地说Roberto就是Adolf。我很确定那里的很多男孩都很喜欢他们的可可。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
“天马医生前往艾娃所在的旅馆,去救她。但是艾娃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用枪指着我,问我她在哪里。他觉得我和Baul一样,都计划谋杀艾娃。当天马意识到我确实不知情时,他把枪放下了。我把他带到我的房子,本考虑给他看我父亲的笔记。但是我的住处刚刚被洗劫过了,并且有一封给天马的信被留在了那里。‘帮帮我,贤三!帮帮我,贤三!我被带到红玫瑰屋去了。’显然这封信不是艾娃写的,但是天马还是回到布拉格去了。”
佛德曼先生松了松他的领带,仿佛透不过气来一般。他的眉毛因微微出汗而略闪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用我第一次看到他时的那种表情看着我。直觉告诉我,他即将说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这还是我第一次告诉别人这些我即将说出口的事情。对于要不要说出来这些事情,我考虑过很长时间,也想了非常多。这就是之前为什么我好几次拒绝了与你会面。但是Reichwein医生和吉兰医生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公正且诚实的新闻工作者。我只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我能够相信你么?”
—你的意思是,你不觉得我打算写一些我的读者希望我不要写的东西,况且这些东西和约翰一案也没有什么关联。
“不,这些事情能让我之前说得更加有意义。如果你不把我现在说的写出来,读者便不会相信我的故事。因为并不是巧合让我对约翰的故事发生兴趣的。”
“嗯。这事情和我的父亲有关。我被命运无情地捉弄了,如一个孩童一般的无助。他在狱中死去后,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但是,事实是,他真的是一个间谍。”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些事实。我找到了一个我父亲在六十年代用的备忘录。他在里面写下了各种各样的密码,以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的笔记。笔记中还包括和他有联系的一个神秘人物,法兰兹·波纳帕达,以及他的红玫瑰屋。”
“是伦克探员先点明了这一点。我父亲的电台每周二会播出一个节目叫做‘世界各地的童话’。有一个曾经播出的故事便是Klaus Poppe的‘我在哪儿?’。伦克探员还从我父亲公开的法庭记录中发现,他曾经数次和Poppe在捷克斯洛伐克碰头。伦克怀疑我父亲知道Poppe的真实身份,尤其是由于他们1966年的见面地点就在那红玫瑰屋内。然而,当时我否定了他的说法。我没有给他看我父亲的备忘录。”
“没有。我把它藏得很好。我非常确信Roberto接近我就是为了那本备忘录,不过最后我把它给了天马医生。他拿着那东西回去了捷克共和国。”
“我父亲是捷克裔德国人。他是战时的无线电话务员,在德国战败之后,他便被送回到出生地波西米亚接受监禁。当他们驱逐所有的苏台德区德国人时,他失去了所有财产,带着他一无所有的家庭回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创办了一个小型的电子装置公司,但他从未停止热爱他的出生地,而且他也很痛恨西德政府,因为他们对于苏台德区难民所处的困境完全视而不见。”
“嗯。我觉得在他建立了自己的电台之后,东德政府便有人和他进行了接触。我不认为我父亲对于共产主义有过一丝一毫的喜爱,但是我觉得能够自由出入捷克斯洛伐克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
“根据法庭记录,那是在1965年。我记得大约在那时,他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激动着抱着我,告诉我关于我们的出生地,也就是波西米亚的事情。在那时,无论从前苏台德区的德国人有多么想回去,他们都不能回去。但是他做到了。现在看来,他当时的机动完全是很自然的。”
“和从前一样。和他记忆中的样子一模一样,家乡的所有东西都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那里住着的是陌生人了。”
“Reichenberg。这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亚麻布产地。我最近去了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哪一栋房子是他的,不过这些美丽的建筑都是新艺术主义风格的。是的,我父亲曾经去了他以前的家,告诉我他觉得非常震惊。这个城镇的所有居民都应该被转移走了,但是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庞。”
“不是,那确实是一个德国人,隔壁那户人家的儿子。他成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然后继续住在那里。你估计能猜得到,那户邻居属于少数秘密帮助捷克熬过战争难关的德国人。”
“我不记得那个名字了。我觉得隔壁那男人比我父亲年轻五岁,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好像就显得很聪明也很有运动细胞。显然,那人帮助他自己家里的企业熬过了战争的洗礼。他是个葬礼承办者。传说他和他父亲将捷克人藏在棺材中,把他们用船运去立陶宛。就是因为赞同他们这样的行为,他们一家才免于遭到流放的命运。我父亲一边笑,一边告诉我说这个男人在二十五岁时便结婚了——妻子据说是邻镇最美丽的女人,拥有一半德国血统和一半捷克血统。事实上,我父亲说年轻一点时候他也曾经对那个女子有过爱慕之情。那对夫妇有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头脑和他母亲的外表。当我父亲问那男孩长大了想做什么时,那个男孩说‘当兵’。男孩的父亲的脸色于是变得凝重起来,他担心像他这样的德国人的孩子只能从事职业军人这样的工作。我父亲于是很失望的看到,歧视依然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不过,那男人说他知道邻近一个镇上有两代德国裔捷克人,而且在政府中间获得了很少见的杰出成就,所以到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忙。但是问题在于,那大腕打从孩提时代起便认识这邻居,事实上他们都还曾为了同一个女子的爱意而竞争,而最终结果是那女子和邻居这男人结了婚。于是邻居觉得,由于这一点,那大腕肯定很厌恶他,也很嫉妒他。”
“嗯,内心很矛盾。我觉得因为他死在狱中,他为他对祖国犯下的罪行已经付出了太多代价。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一心一意的共产主义者,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懦夫。但是如果这一切只是出于他对于从自己的出生地被赶走的愤怒,以及他想要回到故土的期望——而且我觉得这很可能才是事实——那么,我应该怎么说呢?那他应该叛国者。至少,我母亲在1971年是死于焦虑,而她一直信任我父亲。我多么希望我父亲能够跟我母亲道歉啊!你看到了,事实是,有好些年了,我都没有办法信任他人。关于我父亲是个怎样的人,我还是不能得出一个答案。”
—那我们换个话题吧。之前你提到了葛利玛先生。他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也有很重要的分量,但是我们还是不太了解他。
“嗯。他说他是从511幼儿之家出来的。他在七八岁时就被放在那里了,然后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那里。他是在那里被给予了沃夫冈·葛利玛这个名字的。后来他被寄放在养父母家中,在那里学会了好几种语言,然后成为了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是他对情报非常感兴趣,是个间谍的样子。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记者,调查并曝光他从前国家的案件,尤其是儿童成为受害者的案件。”
—你怎么觉得他在天马之前就和波纳帕达产生接触了呢?
“他似乎对前东德秘密警察有着相当大的兴趣,比我们想象得更甚。毕竟,他在布拉格安排了一次和Ranke长官的会面,但是几乎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你不觉得这种坚韧和才干只能在511幼儿之家的毕业生身上找到么?”
—我可以看看他的日记,或者他的调查报告么?随便你想怎么叫那东西。
“如果你看了的话,你就要承担他肩膀上的责任和负担。葛利玛先生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尝试把像他一样的人从过去的恐惧中拯救出来。他想知道现在红玫瑰屋朗读会的成员和511幼儿之家的成员又在做什么。这就是他在Ruhenheim救下波纳帕达一条命的原因,尽管他本应厌恶那男人到想要杀死他的地步。他想要公众看到真相。你要为了他完成他的心愿么?”
我解释了我紧跟这个案子的原因。问题不在于过去,而是仍是现在。那才是我需要了解朗读会和511幼儿之家的原因。这难道不是正好符合了葛利玛先生不希望噩梦在将来再次发生的愿望么?佛德曼先生对于我的意图产生了兴趣,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离开了房间,并在几分钟后带回了一本笔记本。他递给我一份笔记本的副本,对我说:“他的记号中有一些难解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迹难以辨认的段落,以及某些明白易懂却令人害怕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寻找的东西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这对你应该会更有帮助。也许葛利玛先生有着和你一样的逻辑思维。如果这份副本对你有用的话,那么我非常希望你能去做某件事。”
当我问及是什么事情的时候,佛德曼先生笑了。“我要你找出卡通片‘超人苏坦纳’的最后一集讲了什么。”
我发现“超人苏坦纳”这个标题很吸引人。你还记得我问舒克探员的问题么?(舒克选择不去评论“超人苏坦纳”,说他不想谈这东西。)卷入葛利玛的这起案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他被指控犯下的罪行显然不能简单地被归为一个神秘的身份不明的金发女子的行为。看看犯罪现场留下的两种谋杀方式的痕迹,枪杀和肉搏——看起来,当时似乎有两个杀手在场。事实上,当我将之前在布拉格从前秘密警察身上得到的暗示拼接起来,我很幸运地将这与Ranke手下的一个人联系起来。那人是射击葛利玛先生和舒克探员的若干人中的一员。那本应是一次奇袭——六个人应该能毫发无伤地射杀这边的两个人。但是当事情真正结束后,这六个人都被送进了医院。总之,他是这么描述的:“高瘦的男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怪物。我们手上有武器,但是他似乎根本不在意这一点。他朝向我们叫着。我觉得他在说‘超人苏坦纳!’,然后他便开始迅速地移动起来。他以惊人的力量反击我们。他空手便使得我们骨头碎裂,然后又撕裂我们的皮肤。这并不是空手道,或者什么武术。这是动物才会用的方式。”这个男人自己也受到了重伤,也被送进了医院。
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这便意味着葛利玛先生有着多重人格。我一意识到“超人苏坦纳”代表一个卡通片的时候,就立即开始想要研究它的内容了。
就在我离开佛德曼法律事务所时,我又问及了他的父亲。我想知道,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觉得他有过一个怎样的父亲。佛德曼先生想都不想就给了我答复。“他有着一个父亲应该有的全部品德。他爱他的家庭,他与家人和睦相处。他极少发怒,我也从未见过他与母亲争斗。我的父亲经常告诉我应该在生命中有一个值得爱的人。爱你的家庭,爱你的爱人,爱你的孩子们。那才能让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总是跟我说这些。但是在我知道关于他的真相后,我觉得我再也不能理解他了。不过,当我三年前因为约翰一案去布拉格时,我发现了一些能让我振奋的事情。”
他说在访问布拉格的那些曾经参与了红玫瑰屋朗读会的人们的同时,他发现一条他可以用来理解他父亲的线索。“我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发现我父亲极端崇拜法兰兹·波纳帕达以及他那魔鬼一般的实验。他为什么要和波纳帕达见面?他为什么要去红玫瑰屋?我总是觉得有一些我不希望知道的事情。如果他事实上是一个冷血的邪恶的男人,利用对我和我母亲的爱掩盖他的真实本性,如果我通常情况下都很完美的父亲事实上还有另外这样一重人格,我觉得我需要让真相公之于众。我决心要正视真相,不管它会有多么残酷。然而,当我访问朗读会参与者时,在我遇到第三位受访者的时候,我最终瞥见了我父亲的本质。那个男人告诉我,他记得关于朗读会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有个从电台来的男人来到朗读会上。他说那个男人告诉他,跑开,从这里出去,因为彩虹的另一边会更好,你也可以在那里找到你的家人。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个男人和红玫瑰屋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我父亲喜欢《彩虹的另一边》那首歌。他在播音的开始和结束时都会用这首歌,每天都是。他知道红玫瑰屋的实验是错误的。当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心头便轻松了许多。”
他看着我,脸上一片宽慰。我觉得,佛德曼先生决定告诉我这样一个媒体代表这么一个长久以来被封存的沉重的秘密,只是为了说出最后这一段故事。他并不打算质疑他父亲对国家的忠诚。他仅仅只是想要表明他父亲并不是一个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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